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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團結—批評—團結”公式是怎樣形成的?

時間:2022-06-05 00:06:06   來源:《黨史博覽》   作者:    點擊:

毛澤東處事方式的變化與“團結—批評—團結”公式的形成

毛尚卿

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為了既弄清思想,又注意團結同志,毛澤東提出了著名的“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這個公式的提出,既是總結黨的歷史上“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沉痛教訓的結果,也是毛澤東處事方式轉變的結果。這一轉變也是毛澤東成長為黨的領袖的助力之一。

毛澤東剛強倔強性格和嚴謹精密作風的形成

毛澤東剛強倔強的性格和嚴謹精密的作風,同他的童年經歷有極大關聯。在毛澤東之前,他的父母還有兩個孩子,但都夭折于襁褓之中。所以,他們對毛澤東格外在意。為了避免先前的厄運,他們在毛澤東很小的時候就把他送到其外婆家撫養。因此,毛澤東大部分的童年時光是在湘鄉唐家圫的外婆家度過的。外婆家是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外祖父母孫男孫女一大群,因為自己嫁往韶山的女兒接連失去兩個孩子,所以他們把更多的關愛給了毛澤東這個外孫,以至于毛澤東常受到同輩表兄弟姐妹的羨慕或嫉妒。幼年時期受到的這種優待,對于毛澤東剛強、自信性格的養成具有重要影響。“優厚而又不平靜的群體生活,使毛澤東養成了活潑而沉思,多情而倔強的性格。”

1919年,毛澤東、毛澤民(左二)、毛澤覃(左一)三兄弟同母親在長沙合影

毛澤東在外祖父母家長到9歲始回到韶山。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本來就難免磕磕碰碰,有著相似倔強性格的毛澤東與父親的碰撞則更加激烈。這種碰撞以毛澤東13歲時與父親的一次沖突表現得最為明顯。事情起因是,毛貽昌在一次宴席上當著眾多客人的面,罵毛澤東懶而無用。毛澤東曾回憶:“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說壞話,就一肚子火氣。”這種火氣大約每個青少年都會有,但在優越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毛澤東表現得格外強烈。毛澤東當眾頂撞了父親并和他吵起架來,甚至在父親追打中以跳水塘來對抗。父親要求他以下跪認錯的方式結束對抗,毛澤東則堅持在父親不打罵的前提下,同意下跪一條腿,最終在母親的勸和下一場風波才歸于平息。從這一樁生活中的小事,可以窺見少年毛澤東剛強倔強性格之一斑。隨著年齡增長和逐漸融入社會,倔強剛強的性格在鑄就毛澤東“富有自信力不可屈辱”的氣魄的同時,也使得他在待人接物方面的缺點開始顯露。毛澤東對此也有認識。他在1921年給友人的信中認為,“我平日態度不對,向人總是龂龂,討人嫌惡”,“論理執極端,論人喜苛評”,這是自己“一最大缺點”。當時,毛澤東認識到了自己的缺點,卻很難改正。他說:“天下惟至柔者至剛,久知此理,而自己沒有這等本領,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

“久知此理”卻“明知故犯”,這與毛澤東一向注重學以致用的作風極不相符。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毛澤東學以致用、注重實行的作風已經表現得非常明顯。他在讀《倫理學原理》時批注道:“吾人務須致力于現實者。……一種思想,此主觀妥當之實事,所當盡力實現。”在《講堂錄》中,毛澤東記有“古者為學,重在行事”“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之類的話。因此,當他在《民報》上讀到有學生徒步旅游全國,到達了鄰近西藏的打箭爐(今康定)時,也萌生效法的愿望,并付諸實施。因為沒有錢,他決定先在湖南旅行一番。于是,在1917年夏和1918年春,他分別與蕭子升、蔡和森游歷湖南多地;當讀了《書經》中“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之句,便在狂風暴雨、雷鳴電閃的夏夜爬上岳麓山頂,親自去體驗。諸如此類不僅僅停留在“坐而言”,而是“起而行”的事例,在毛澤東此后的一段生涯中所在多有,但在個人性格修養方面卻一反其常態。毛澤東明知“天下惟至柔者至剛”,自己不僅無法做到,反而“反其道而行之”,以至于“深刻的自省工夫幾乎全廢”。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他難以壓抑自己的個性。毛澤東對此有深刻的認識。他說自己“性不好束縛”“不愿犧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意力受拂,最不好過……此則唯有所謂‘眼界寬’與‘肚量大’者能受之”。俗語云,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應當說秉性一旦形成,的確難移,卻并非一成不變,只是這種改變需要經受嚴酷革命斗爭的摔打錘煉才能實現。

此外,嚴謹精密的行事作風也助推了毛澤東剛強倔強的性格。毛澤東的父親毛貽昌性格粗暴嚴厲,這種性格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做事嚴謹精密的習慣。毛澤東后來曾說:“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賬,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同時,毛澤東辦事嚴謹精密的習慣大概亦受其母文素勤的影響。毛澤東在《祭母文》中曾說自己的母親“手澤所經,皆有條理。頭腦精密,擘理分情。事無遺算,物無遁形”。母親的做事習慣在潛移默化中傳遞給了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毛澤東辦事精密的作風由自發狀態向自覺狀態轉變。毛澤東在《講堂錄》寫道:“人立身有一難事,即精細是也。能事事俱不忽略則由小及大,雖為圣賢不難。不然,小不謹,大事敗矣。”從后來的實踐看,毛澤東對此是認同并躬行實踐的。毛澤東后來亦曾有“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之語。終其一生,毛澤東向來反對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任弼時曾說:“中國人辦事,大都是粗枝大葉草率的,就是說缺少精細的科學的作風……澤東同志在這方面是有與眾不同的情形,他在長期的實際斗爭中培養這一優良的作風,他是我黨恐怕是唯一能注意調查研究,并且能夠充分運用調查的結果,即是能夠銳敏地抓住問題的中心,找出規律,決定方向的人。”

天下大事,必作于細。革命斗爭的每一步驟都需要精密的考察、謀劃、決策和實施。通過“精細的科學的作風”去“精密考察事情”,實際情況自然就會相對明了,然后作出的決策就能大體切合實際。這無疑會讓本來就剛強倔強、富有堅定性的毛澤東更加篤定自己的辦法和主張,并“嚴正督促工作”,以確保決策落實。這也印證了他在《講堂錄》中所記載而且自己也身體力行的話:“拿得定,見得透,事無不成。惟明而后可斷,既明而斷矣,事未有不成者。”剛強自信才能“拿得定”,“精密考察事情”方能“見得透”,“見得透”更有助于“拿得定”。192812月,湖南省委巡視員杜修經向中央報告紅4軍情況時寫道:紅4軍的負責同志中,“堅決的有計劃把握奮斗精神的要算是潤之同志……那種精神也是對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認識的結果吧”。這頗能說明精心細密作風對剛強自信性格的助推作用。“堅決”的“奮斗精神”同毛澤東的剛強性格不無關系,“對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認識”堅定了這種奮斗精神,而“對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認識”則來自毛澤東對中國社會尤其是農村和農民生活狀況的“精密考察”。

毛澤東處事方式的表現及因此而遭受的磨難

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后,在從以城市為中心的武裝暴動轉向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過程中,剛強倔強的性格和嚴謹精密的辦事作風,作為毛澤東個性譜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毛澤東在瞬息萬變的嚴酷戰爭環境中成為堅強的領導者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未經淬煉的剛強性格和精細作風,使得毛澤東的工作方式和態度有時簡單生硬,讓人難以接受。再加上毛澤東所堅持的正確主張同“左”傾路線格格不入,最終毛澤東陷入了長征前一段較長時間的孤立痛苦之中。

簡單生硬的處事方式,主要表現在毛澤東在革命斗爭中對人對事的態度上。剛強倔強的性格和精密細致的作風使得毛澤東對工作要求很嚴,對達不到要求或者犯了錯誤的人和事批評極其嚴厲。胡喬木曾回憶:毛主席是很嚴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執行??雌饋碇v話風趣,實際上處理事情很嚴格。對人對事要求嚴格是應該的,但不講方式方法,一味地嚴厲批評或者批評過了頭,帶來的負面影響則是處理不好人際關系,不能很好地團結同志開展工作。

毛澤東這種工作方式在紅4軍七大及其以前的爭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傅柏翠回憶當時情況時提到,“當時下面對毛委員罵人、訓人,反映很大”,“我還聽到陳毅當面對毛委員說:你這樣愛訓人,我都害怕”。朱德在紅4軍七大上也曾發言批評前委書記毛澤東“自由謾罵同志”。江華也說:“那時毛澤東同志對于干部要求高,要求嚴,批評人也是很嚴厲的,對一些營團級負責干部的缺點、錯誤,他也毫不留情地當面批評、訓斥,常常令人難以接受,下不來臺,因而有些同志對他是有意見的。”紅4軍七大通過的決議案中批評毛澤東時也提到他“固執己見,過分自信”“慣用報復主義”等,盡管事后看來這一批評并不完全正確,卻能從側面看到彼時毛澤東的行事作風在革命隊伍中的反響。毛澤東自己也說:“閩西時我有責任,那個時候個別談得少,公事公辦,好像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別人講得不多,違反原則即斗,必須立即當眾回答。橫直公事公辦,那時方式太生硬。”在這種處事方式之下,即便是正確的主張也難獲普遍認同,這成為毛澤東在紅4軍七大上落選前委書記的原因之一。賀子珍后來說,毛澤東之所以落選,主因是他“政治建軍”的主張尚未得到充分認識,除此之外,“我的看法是,他脾氣有一點,在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的作風是更好一些”。而朱德“寬厚坦誠”的作風正是毛澤東日后學習的地方。

落選前委書記并在此后暫時離開紅軍隊伍,對毛澤東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但并未引發毛澤東對自己處事方式的深刻反思,相反,他對自己的主張不被理解和認同而略顯憤慨。此前,毛澤東在紅4軍七大會議上就提到,“至于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19299月,紅4軍攻克上杭縣城后,曾致信毛澤東要他出席紅4軍第八次代表大會。據陳毅回憶,毛澤東回信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陳毅要我作‘八面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紅4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

19378月,毛澤東同林伯渠(左一)、朱德(右二)、周恩來(右一)在延安合影

不久,隨著中央“九月來信”的傳達,紅4軍黨內分歧得以化解。毛澤東、朱德、陳毅都作了自我批評。雖然毛澤東承認在此前紅4軍爭論中自己工作方式和態度不對,但由于他的正確主張得到中央的支持,紅4軍九大后他本人也重新回到了紅4軍的領導崗位,所以他的自我批評還沒有上升到一貫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態度的高度來反思自己的缺點,這種處事方式沿著既有的慣性繼續向前滑行。

19319月,隨著第三次反“圍剿”的勝利結束,中央革命根據地基本形成。在激烈的戰爭環境中,毛澤東領導戰爭的才能得以彰顯,但其脾氣大、作風生硬的缺點仍然如故。任弼時回憶,到中央蘇區后感覺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干”,領導戰爭的能力強,特別是大軍壓境時,毛澤東“深察敵情,臨機果斷,指揮若定”,使他“深為折服”。同時,任弼時也看到了毛澤東一貫的缺點,即“脾氣大,有時殺偏風”。

193219日,臨時中央發出指示,不切實際地要求紅軍奪取敵人堅固設防的中心城市。蘇區中央局據此召開會議討論打贛州的問題,毛澤東認為紅軍不具備攻堅的能力,反對攻打贛州,但與會的大多數人主張攻打贛州,結果耗時30多天,未能攻克。在3月中旬召開的總結攻打贛州經驗教訓的江口會議上,毛澤東嚴厲批評攻打贛州的錯誤,不僅未被會議接受,還在會后不久通過的《紅軍總政治部關于攻取贛州的意義及教訓的訓令》中受到不點名批評。應當說,毛澤東的批評和主張是正確的,也是符合組織原則的。但是,在多數人不覺悟的情況下,毛澤東沒有充分考量說話的時機和態度,以一己之力嚴厲批評大多數人按照臨時中央指示作出的決定,顯然不會被接受,且給人一種顯示“自己高明”的感覺。結果不僅于事無補,還會造成自己孤立。

毛澤東后來說:“盡管我們的路線是正確的,但是多數人還不覺悟,還看不到,而不正確的路線卻被多數人接受,正確的路線被稱為是機會主義的,而機會主義的路線被稱為是正確的,我們還會受到攻擊。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就要能夠忍耐,等待群眾的覺悟。”當時的毛澤東還不懂“忍耐”和“等待”。據郭化若回憶,毛澤東當時對這種軍事上的冒險主義很惱火,批評人很嚴厲,一些領導干部發出“老毛罵人,不行,要找個機會斗爭他”的議論。郭化若也曾當面提醒毛澤東:“有人反映您批評人太厲害了。”毛澤東則回應稱:“不批評狠一點,就是不聽,他們麻木。”

這種處事方式伴隨著毛澤東對“左”傾中央錯誤的抵制和批評,使得他的處境越來越困難。歷史已經證明了毛澤東的高明和正確,但回到歷史的現場,他堅持異于“左”傾中央的主張,不可能不受到來自中央和相信中央的人們的批評和反對。毛澤東的可貴之處就在于,有自己的主張而且能夠堅持自己認為正確的主張。瞿秋白曾說“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朱德后來也說,毛澤東“不僅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難總能想出辦法”,而且“在人家反對他時還能堅持按實際情況辦事”。這同毛澤東堅強的個性不無關系,但又絕對難以見容于“左”傾中央。如果說此前臨時中央遠離根據地,毛澤東還有機動空間做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話,那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尤其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央代表來到根據地開始近距離地貫徹“左”傾中央路線,直至最后臨時中央也遷入中央蘇區,就不可避免地同毛澤東異于中央的政策“狹路相逢”。況且中央路線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毛澤東“狹隘經驗主義”的主張自然會受到批判。在193210月的寧都會議之前,批判毛澤東主持下制定的各種政策主張的調門也很高,但還留有余地沒有點名?,F在,毛澤東在軍事方面堅持自己的意見,對脫離實際的軍事主張批評極為嚴厲,以至于在寧都會議上發起了針對毛澤東的“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隊伍,調到后方專事政府工作。

反觀毛澤東被迫離開紅軍隊伍的原因,固然能看到主因是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難以見容于“左”傾中央,但亦能發現毛澤東處事方式的重要影響。毛澤東曾回憶:“我這個人四十以前肝火大,總覺得正義、真理都在自己手里。”“肝火大”加上自以為真理在手,所以會堅持己見,據理力爭,以至于發脾氣,自然會給人以態度不好的感覺,甚至有“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毛澤東后來曾多次說過類似這樣的話:“我們的原則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為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需的靈活性。”顯然,彼時的毛澤東“原則性”太僵硬,“靈活性”差了很多??梢韵胍?,如果毛澤東處事對人的“靈活性”多一點,或許不至于陷入極端痛苦孤立的境地。

毛澤東處事方式的轉變

長征提供的時機和空間

據毛澤東自己講,自投身革命以來,受到的各種錯誤處分、打擊,“記得起來的有二十次”,且主要集中在自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至遵義會議前的時間段內。因此,也就可以理解毛澤東為什么會有“一個人沒有受過十年八年委屈,就是教育沒有受夠”的感慨。但其受到的最深刻的“教育”,則非“左”傾教條主義路線期間莫屬。這期間的經歷對毛澤東刺激極深,觸動極大,以至于在此后的40多年中他曾多次提起。196585日,毛澤東同外國代表團談到當年自己的孤立處境時說:“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應當說,毛澤東諸如“一個人也不上門”之類的說法并不準確,但足以反映他受到排斥后的孤立處境和憤懣心情。如毛澤東后來所講,面對這些“冤枉和委屈”,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煉。毛澤東的選擇當然是后者。

從毛澤東多年以后的表述中,約略能感受到其痛苦轉變的心路歷程。195711月,毛澤東說:“有些經驗是從痛苦中得來的,這些痛苦教育了我們。我們不要對這些痛苦生氣。相反,我們要感謝這些痛苦,因為它使我們開動腦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196314日,毛澤東在給女兒李訥的信中寫道:“你痛苦、憂傷,是極好事,從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憂傷,表示你認真想事,爭上游、鼓干勁,一定可以轉到翹尾巴、自以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主動權就到了你的手里了。”“痛苦來了,改變態度也就來了,這就好了。”毛澤東曾說:人都只能依據自己的見聞即經驗作為說話、做事的出發點或方法論,“未見未聞的,連夢也不會做”。由此可以推斷,毛澤東上述獨具毛氏風格、富有辯證色彩的奇特勸導方式絕不是憑空思辨而來,而是對當年自身經歷的經驗總結。“痛苦來了,改變態度也就來了”,這正是毛澤東自身經歷的寫照。

要擺脫痛苦就要弄清造成痛苦的原因。毛澤東在給李訥的信中所說的“翹尾巴、自以為是、孤僻、看不起人”等語,與他早年在給友人的信中曾提到自己“不型人以合吾之軌,亦不遷己之軌以合人之型”“不愿與惡人共事”“以人廢言”“論理執極端,論人喜苛評”,以及后來回憶提到的“肝火大”“總覺得正義、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等個性特點極為相似,這些特點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轉變之前的毛澤東身上。這些不足正是毛澤東陷于孤立境地的個性原因。認識并省察這些弱點,是毛澤東處事方式變化的思想基礎。

長征的開始和隨之而來的環境變化,為毛澤東處事方式的轉變提供了時機和空間。這種轉變的突出表現,是毛澤東開始打破沉默,主動與人交談。長征一開始,毛澤東就主動要求與張聞天、王稼祥一起行動,通過溝通交流,增進了相互之間的了解,并在關于反“圍剿”失敗問題上的看法趨于一致。毛澤東還同周恩來、朱德等談話做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據賀子珍回憶:“有時宿營了,我去看他(指毛澤東),他不在,同志們告訴我,他去找什么人談話了。”在嚴重的軍事危機面前,毛澤東“隱忍著種種痛苦”,耐心地做溝通說服工作,爭取了多數人的支持,最終在遵義會議上結束了錯誤軍事路線的領導。

193837日,毛澤東在延安與張國燾合影

遵義會議后的改變

遵義會議是毛澤東處事方式的重要轉折點。會后,毛澤東對賀子珍感慨地說:“辦什么事都要有個大多數??!”賀子珍說:“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以后,有很大的變化,他更加沉著、練達,思想更加縝密、周到,特別是更善于團結人了。”遵義會議上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和之前被孤立的痛苦,正反對比,使毛澤東深刻地領悟到團結大多數的極端重要性。要團結大多數,就要在待人處事上更加“縝密、周到”,更加“練達”。應當說,“縝密、周到”是毛澤東一貫的作風,但此前這種作風在對人處事上遠未達到“練達”的程度。經過長時間的痛苦淬煉,毛澤東“性情急躁、作風生硬”的性格慢慢發生了變化。雖然此后有時批評人依然嚴厲,但總體上說,他的脾氣開始注意收斂,對人處事方面變得比以往謙虛謹慎了,批評也變得更加注意方式方法,逐漸變得“練達”起來。

歷史事實能說明遵義會議之后毛澤東的上述改變。

在個性修養方面,更加注意收斂脾氣,“練習忍耐”。19371月,毛澤東在出席抗大開學典禮時的講話中說:“抗大像一塊磨刀石,把那些小資產階級意識———感情沖動、粗暴浮躁、沒有耐心等磨個精光,把自己變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創造新社會。”如果自身沒有這個體會,是很難講出這番話的。毛澤東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19378月的洛川會議上,有人對毛澤東提出的軍隊開赴抗日前線后應以“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為中心的作戰原則提出不同意見,但當時由于時間原因無法充分討論。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并沒有表現出像往常一樣的生硬作風,而是會后通過電報與在外地的其他領導人和前方將領不斷溝通,進行耐心的解釋和說服,在實踐的推動下,慢慢達成了一致。

194012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蘇維埃后期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錯誤”,會上有人不同意這種觀點,毛澤東也沒有堅持,并且在隨后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時局與政策的指示中沒有用路線錯誤的字眼。此后通過編輯黨的歷史文獻,特別是《六大以來》一書的編輯出版,多數領導同志才認識到蘇維埃后期的確存在路線錯誤。毛澤東后來曾說:“像路線這樣的思想問題,短期是不能解決的,要很長時間,要用很科學的很有說服力的語言才能說服人,單單大喊大叫‘打倒’是不行的。”

之所以“要很長時間”,是因為僅靠說服是很難的,還需等待犯錯誤的人在事實面前慢慢覺悟,而“等待過程是痛苦的”,因此,耐心和忍耐就變得十分必要。20世紀40年代,師哲曾對毛澤東說:“主席,我很佩服你的沉著冷靜,有涵養、不發大脾氣。”毛澤東說:“我不是不生氣,有時幾乎氣炸了肺。但我知道應該盡量克制容忍,勿現于辭色。”194182日,毛澤東在給蕭軍的信中說:“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毛澤東在信中所言當是自身經驗之談,由此可知,“克制容忍”正是“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的結果。

1944年,毛澤東在處理陳毅和饒漱石的矛盾時,致信陳毅稱:“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點,增益其所不能;照顧大局,只要不妨礙大的原則,多多原諒人家。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這點意見,請你考慮。”陳毅作為紅4軍七大前后的重要當事人,對毛澤東的性格和當年的作風有切身體會。當時,不善忍耐的毛澤東批評意圖維護朱毛團結的陳毅時曾有“陳毅要我作‘八面美人,四方討好’,我辦不到”之語;而今,時位移人,角色反轉,毛澤東反要勸解陳毅“照顧大局”,“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練習忍耐”,可見毛澤東胸襟氣度之變。對此,陳毅頗有感慨。1945年,陳毅回到華東,有人問及他對毛澤東的印象時,他說:“毛澤東進步太大了,我是望塵莫及。”毛澤東的進步應是全面的進步,當然包括了個性修養方面。

毛澤東脾氣個性的收斂體現在對人處事方面,則是更加周密謹慎、謙遜誠懇。長征途中,面對張國燾違抗中央北上方針、另立“中央”的分裂危機,毛澤東等人采取了小心謹慎的態度處理與張國燾的關系。毛澤東后來說,張國燾“反黨的‘中央’成立之后,中央還是采取忍耐的態度。那時張國燾的電報卻兇得很,‘禁止你們再用中央名義’的話頭都來了。我們卻慎重得很,當時中央通過的關于反對張國燾錯誤的決議,只發給中央委員”。為了爭取紅四方面軍北上,毛澤東在致張國燾電以及提醒其他領導人注意處理與張國燾關系時,除常有“過去的分歧不必談”“拋棄任何成見”“對過去爭論一概不談”“見面時對老問題請一概不談”等語外,還特別提醒對張國燾態度“不要太軟,也不要太硬,誠意相處,避免硬化”,電報措辭不要太刺目等。凡此種種,皆可見毛澤東不同于以往的小心謹慎態度。

如果說上述做法是為應付局勢、是權宜之計的話,那么從另外一面也可感受到毛澤東待人處事之變化。

19361220日,毛澤東在給正在山西等地做統戰工作的彭雪楓的信中提到,“在外間交接,態度務須誠懇”。彭雪楓也曾提到:“我始終沒有忘記過一次毛主席在我外出進行統戰工作時臨別叮囑的一句話:‘對人誠懇是不會失敗的!’”1937105日,毛澤東致電周小舟,在贊揚成績之后,指出其存在的缺點,“這就是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輕躁、粗率與驕傲的作風”。“改變的方向是用謹慎、周密與謙遜的態度去觀察問題,去處理工作,去待人接物。”1938315日,毛澤東在出席抗大同學畢業典禮時的講話中說,“在對付環境、處理工作時,要尊重對象,不管是敵人還是友人,都應當認真地考察和研究,而不應當忽視”。此外,毛澤東在各種場合提到要“去掉孤傲習氣”,反對“盡己自封、目無余子”的態度,反對“自以為是”和“好為人師”的狂妄態度,不要“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19431014日,毛澤東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提到:“對工作要有謙遜的態度,要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不要得浮腫病,不要以為自己是首長就了不得,要自覺不足。”語言反映思想,高頻度出現的謙虛謹慎之類話語,反映出毛澤東頭腦深處對謙虛謹慎待人處事的極端重視。毛澤東曾說:“要幫助別人,首先要提高自己,自己不進步,要幫助別人是難的。”也就是說,正是毛澤東已經實現了某種程度的轉變才能去規勸、指導別人。師哲的回憶也能證明毛澤東的謙虛謹慎。師哲說,他回國時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已經確立,“但他每走一步都要再三試試;對大小事都是如此,都要摸準、吃透,要有十分把握才做”。

拉長歷史的鏡頭,能清楚看到毛澤東脾氣個性、處事方式的變化??傮w上看,這一變化表現在,在堅定的原則性下,毛澤東一貫嚴謹精細的作風變得更具親和性,處事待人更加周密練達,批評人更加注重方式方法。毛澤東的這些轉變,成為“團結—批評—團結”公式提出的重要基礎。

“團結—批評—團結”公式的形成

前已述及,經過長期被孤立的痛苦磨煉,遵義會議后的毛澤東開始注意到團結大多數的重要性。這既是他處事方式轉變的出發點,又是其歸宿。在認識和實踐的互動中,團結的觀念在他頭腦中一步步強化。伴隨著毛澤東成長為黨的主要領導人,他擔負的責任越來越大,特別是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前共產國際對他領導地位的確認,更加重了他的責任意識和照顧全局意識。身處領導地位,除充分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外,同黨內同志充分討論吸收各種意見以掌握大政方針,協調和團結黨內外各種力量以打開局面成為他工作中的重要內容。這又使他更加認識到團結的重要性。但是,在千頭萬緒的實際工作中要達到團結,必然要通過開展內部批評和思想斗爭來實現。“團結—批評—團結”公式就是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

共產國際的指示與毛澤東不謀而合

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上,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領導機關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共產國際的指示除確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外,還提到了團結問題,這與處在轉變處事方式中的毛澤東對團結的重視不謀而合。對此,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指出:“指示的最主要點是強調黨內團結。”

在隨后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毛澤東專門用一段較長文字來論述團結問題。他指出,要團結全民族抗戰,最基本的條件是“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團結”。在黨內,政治路線、戰略方針等政治原則的一致,“是團結的基本條件”。“現在我們黨內,無論在政治路線上,戰略方針上,時局估計與任務提出上,中央委員會與全黨,意見都是一致的。”

19572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報告

此時的毛澤東只是把抗戰初期的右傾錯誤當作一般工作上的錯誤來看待,并且認為已經得到解決。因此,毛澤東更加側重從“人事關系”的角度來強調團結問題。他說:“黨員與黨員、干部與干部、領導者與領導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習慣上所謂人事關系,我們也學會了許多正確的恰當的方法,造成了在正確政治原則下的和衷共濟的空氣,有了更好的相互關系。”面對黨內存在的不同意見,毛澤東認為:“客觀地與全面地看問題的態度,不雜主觀成見與意氣,不要片面地看問題,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我們也逐漸地學會了,這又保證著黨的團結。”毛澤東還頗有感慨地指出:“自以為是的成見與意氣用事的作風,是無用的長物。經過了十七年鍛煉的中國共產黨及它的領導人員,已經有了老練的作風了。”這既是對黨的現實狀況的總結,也是對他個人之變的概括。

“團結—批評—團結”在實踐中的具體體現

從“作風生硬”到“作風老練”,意味著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充分注意到團結的極端重要性。同時,在處理“人事關系”時,擺脫了“自以為是的成見與意氣用事的作風”,注意用“正確的恰當的方法”去處理好內部不同意見或者糾紛,以更好維護團結。這種“老練的作風”和“正確的恰當的方法”在實踐中有具體體現。

首先,注重團結。1938716日,毛澤東在對八路軍留守兵團講話時指出:“部隊高級干部是發命令的,同時又要團結干部。人有積極的和消極的兩個方面,領導主要應當注意和發揚干部和群眾的積極方面,消極的批評和斗爭少一點。發揚人家的長處,不要夸大壞處。”19401116日,毛澤東在給華北各部隊的指示中,明確要求“加強干部之團結、黨的團結。困難環境中,對待干部要有正確關系”,“有因客觀困難或能力關系而不能完成任務者”,“不應當加以打擊”,“要強調干部同生死共患難的精神”。1940123日,毛澤東在出席陜甘寧邊區中央局召開的經濟自給動員大會的講話中說:“要細心地待人接物,仔細地認識自己周圍的人物,具體地分別地對待他們,團結他們,這樣才能使革命走向勝利。”“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19413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增強黨性問題時說:“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團結全黨,但同時必須進行斗爭,斗爭是為了團結。”周恩來后來也曾說:“毛主席對我們共產黨的許多干部談:你們每天寫日記不要寫別的,就只寫一句‘團結百分之九十’就行了。”19493月,毛澤東指出:“書記和委員,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區黨委之間的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么都重要。”對團結的重視和強調,幾乎貫穿了毛澤東此后的幾十年歲月。

其次,注重團結但不回避問題,并提出了解決問題以實現團結的辦法。面對工作中出現的不同意見,要在原則基礎上采取談話溝通的辦法使其歸于一致。19417、8月份,為解決陜甘寧邊區政府和邊區中央局在經濟政策問題上的糾紛,毛澤東多次致信謝覺哉,提出:“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于一面。”“我想先做個別商討,然后再開會議,較為有益。”在毛澤東不斷同各方面談話、寫信溝通下,分歧最終得以解決。毛澤東后來也說,“共產黨里頭還是有各種不同的意見”,“經常要談心,要個別商談或者集體商談,要開多少次會,做打通思想的工作”。講團結不是一團和氣,針對干部的錯誤,不能回避,要開展正面批評。早在19379月的《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毛澤東就提出用“積極的思想斗爭”以“達到黨內和革命團體內的團結”,使之利于戰斗。毛澤東認為,遵義會議前,在黨的干部政策和組織原則方面犯有“懲辦主義”錯誤,思想斗爭中存在過火政策。遵義會議后,“黨內思想斗爭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寬的方面去了。對干部的錯誤要正面批評,不要姑息”。但批評的同時必須注意方式方法。毛澤東說:“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的長處,肯定優點,再談缺點,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同時,“對于有缺點的、犯錯誤的、有不正確思想的干部,主要的用說服方法,不得已時則用斗爭方法,使他們改變過來”??傊?,嚴正的批評是必需的,同時又應當是正面、坦白、誠懇的,目的不是為了打擊,而是為改正缺點,更好工作。同時,強調干部要有自我批評精神。19413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增強黨性時提到干部要“實行自我批評”。此后,中央發出《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要求“用自我批評的武器和加強學習的方法”來改造自己,“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負責領導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點”。

另外,19403月,在打退國民黨反動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澤東總結關于擴大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經驗時指出,“斗爭為達到團結一切抗日勢力的手段”,“以斗爭求團結”的統戰方針開始形成。這一方針為黨內“團結—批評—團結”的出場作了重要準備。事實上,此方針后來也引入黨內,成為“團結—批評—團結”的另一種表達方式。

至此,“團結—批評—團結”公式雖然尚未正式出場,但其實際內容已經具備。“團結—批評—團結”公式正式形成,則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

正式形成

在延安整風過程中,如何對待犯錯誤的同志是一個事關團結大局的問題。毛澤東指出,對待犯了錯誤的同志,“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采用魯莽的態度”。“左”傾路線時期對待犯錯誤的同志常常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手段。“這種手段,用了對付敵人或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而且會“在黨內造成亂斗的習慣”,不分青紅皂白,一律都是“最堅決無情的斗爭”,會“造成黨內離心離德、惶惶不可終日的局面”。

鑒于此,毛澤東提出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19419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提出,“打倒兩個主義,把人留下來”。即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要吸取經驗教訓,著力解決思想問題,而不是反對犯了錯誤的個人,要“把犯了錯誤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來”。毛澤東后來還說:“檢討的目的在于得出經驗教訓,不在于把責任加在個別同志身上,因為加在那些同志身上沒有好結果。把同志放在磨子里頭磨成粉,有什么好處呢?能不能解決問題呢?不能解決問題。”正是基于這種考慮,毛澤東在194221日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后改名為《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中指出:“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所謂“懲前毖后”,就是“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所謂“治病救人”,就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

“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是“團結—批評—團結”公式的同義語。如果要細致考察二者的差異,“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一種較為宏觀的原則和目的,“團結—批評—團結”則更具有可操作性。毛澤東向來認為,任何事情“只有原理原則,沒有具體政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此,作為具體方法的“團結—批評—團結”,是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針落實落地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

1942331日,在討論《解放日報》改版問題時,毛澤東說:“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42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深入分析了“冷嘲暗箭”的危害。他說:“我們的目的,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但“態度一定要好,態度不好,就會引起人家不滿意。不要暗箭,不要冷嘲,熱罵還好,冷嘲就不好,因為它會搞得疑神疑鬼。這種空氣不要在共產黨里面增長,它不利于大家,它使黨不團結,使黨分裂”。嚴正而又誠懇的批評是必要的,但是作為外因,必須通過自我批評這個內因來起作用。42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作關于整頓三風的報告時指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一個整體,缺一不可,但作為領導者,對自己的批評是主要的”,要通過學習檢查達到“改變思想方法,改變作風,團結干部,團結全黨”的目的。

1943413日,在討論繼續推動整風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再次強調自我批評的重要性,指出:“整風是一個偉大的黨的思想斗爭,實行此種斗爭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評。”

1945117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座談會,目的是為了起草七大的軍事文件,同時也為了同志間相互打通思想。毛澤東說:“總的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了解情況,弄清問題,達到團結的目的。”這句話成為后來“團結—批評—團結”含義經典表述的雛形。

215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的講演中第一次提出了這一公式。他說:“中國共產黨經過多年的實踐,學會了把自己做的事情加以分析,并且要從團結全黨出發。從團結全黨出發是第一,加以分析、批評是第二,然后再來一個團結。團結、批評、團結,這就是我們的方法。”

聲名鵲起

如前所述,“團結—批評—團結”與“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同一內容的不同表達,二者的提出都是為了正確開展黨內思想斗爭,以達到既要弄清問題又要團結同志的目的。但是,“團結—批評—團結”是在整風運動后期提出來的,因此,這一公式在當時遠不如“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聞名”,甚至連毛澤東本人也還未把它上升到足夠的高度,反倒是“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經常出現在毛澤東的筆下、口中。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到,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是因為在以“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為宗旨之下,正確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1956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論述“是非關系”時又說:“對于犯錯誤的同志,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而“團結—批評—團結”幾乎沒有“出鏡率”。

“團結—批評—團結”的聲名鵲起,源自19572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后改名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了這一公式并作了經典解釋。他說:“在延安的時候,一九四二年我們提出過這樣的口號,叫作團結—批評—團結,來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我們找到這么一個公式。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其實,若單從字眼和現有資料來看,1942年并沒有提出“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但在毛澤東頭腦中,這一公式與“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是等同的。1957年正式發表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的表述可以說明這一點。毛澤東在文中指出:“主觀上沒有團結的愿望,一斗勢必把事情斗亂,不可收拾,那還不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那還有什么黨的團結?從這個經驗里,我們找到了一個公式:團結—批評—團結?;蛘哒f,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毛澤東何以說1942年就提出了“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

此后,“團結—批評—團結”成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黨內關系的重要方針,直到今天還在發揮作用。而探尋這個公式的形成軌跡,既能發現毛澤東個人胸襟氣度和視野格局之變化,亦能從側面揭示中國共產黨的成長過程。

(本文原載《黨史博覽》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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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寒江雪 更新時間:2022-06-05 00:06:06 關鍵字:領袖風范  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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